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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面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問題，世博會許諾帶來世界上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在國際化的路途中逐漸面目模糊還是更加清晰凸顯自己的風格，作為中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還在尋找答案

　　森佳爾·岳茲索伊(Sencar Ozsoy)說，“如果不是看到那么多中國人，我可能會問，這個城市的中國城在哪兒？”

　　穆罕默德·奧爾-布魯徐(Mohammed Saeed Al-Blouchi)說，“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全球化幫助我們，而不是在竭力奔向全球化的同時扔掉自己的文化。”

　　當被問及對上海的印象時，身為上海世博會土耳其館總代表的岳茲索伊大使和卡塔爾館館長奧爾-布魯徐表達了上面的想法。

　　在他們說話的這個地方成為世博園前，此處，以及與其共同組成“浦東”的一片區域，曾經在過去二十年間被視為“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據說在1990年代中期，浦東新區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設項目，以至在這里工作的起重機幾乎占到了全球總數的一半。在浦東建設的帶動下，當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接近尾聲時，上海已經擁有了比紐約多出一倍的高層樓宇，200余家跨國公司研發中心，以及僅來自美國就超過12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

　　事實上，直到今天為止，空間與觀念的變化仍在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名義不間斷地發生于這座城市。“現代化和全球化是好事，但城市不能因此丟失自己的特色。”岳茲索伊指著他在土耳其館辦公室里的一幅畫說，“這是1910年的伊斯坦布爾，除了路上的馬，今天伊斯坦布爾的老城區還保持著這個樣子。”

　　上海，何為本土？

　　也許遠不及今日伊斯坦布爾對歷史的忠實，不過與浦東新區隔江相陳的外灘景觀，大約也能使人對一百年前的上海有所感知。

　　“外灘有匈牙利建筑師胡達克(Laszlo Ede Hudec)設計的國際飯店和大光明電影院，上世紀20年代的時候，他就住在上海”，這是上海世博會匈牙利館副總代表李察德(Richard Mohr)的外灘印象。

　　“我喜歡外灘建筑的那種歷史感，我會因此想到我的祖父，他曾經在那里開辦過一家公司”，對于丹麥前駐華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來說，外灘牽扯著如此記憶。

　　存在于這些印象和記憶里的，是那時外灘的國際繁華。

　　一百年前，這片“萬國建筑博覽群”所在街區的基本事實是英租界和法租界。那里有令中國人好奇又茫然的外國人物和事物，與這些人物、事物相聯的意象，則是中國文化尚不知如何解讀的“摩登”。

　　這片街區所在的城市，因為還有“萬國公報”、“萬國公墓”，甚至“萬國禁煙會”等太多與“萬國”相關的存在，故而整體成為中國文化版圖上的一個另類空間。可以說，自1843年11月7日開埠時起，上海便獲得了一種世界主義的文化面向，盡管可能只是若干面向之一，且生于殖民的壓力。不過，如今看來，這種“本土”生來融于“萬國”的宿命，似乎又使上海舉辦曾有“萬國博覽會”之稱的世博會，成為城市歷史預示的應然。

　　世界主義是上海人——一個在近代由江南各地人融合而成群體——的文化精神，這種精神使上海人在獲得廣闊視野與胸懷的同時，也不得不為其崇洋媚外的價值取向承受詈詬。據說在抗擊法軍侵略時頗顯民族氣節的上海籍官員李平書，曾被李鴻章問道“君為上海人，胡異于西人？”在李鴻章看來，一個上海人持與西人有別的思想且不愿與西人為伍，反倒成了一件值得探究的事，這至少可以說明在當時滬外中國人的認識中，“上海人”這個概念充斥著“西方人”的內涵。

　　被世界主義浸潤的還有上海的城市生活。比如將西方聯排別墅外觀與中國庭院結構融于一體的石庫門。這種曾經占上海民宅總數近70%、因而塑造了上海市民弄堂生活的特色房屋，如今顯然已經成為表現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符號，以至在上海世博會上毫無意外地成為上海館的建筑造型。再比如在1920－1930年代，上海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無論他或她愛吃法國面包還是日本生魚片，愛讀狄更斯還是泰戈爾，愛聽中國京戲還是西洋歌劇——都是一座宜居的城市。

　　一個多世紀以來，上海接受的國際影響風云變化，而上海世博會正成為國際影響的最新標志。無論對上海還是對世界，世博會被賦予了更深的意義。

　　上海15年=倫敦150年？

　　在維系了一個世紀的國際化傳統之后，作為世界城市的上海進入了與此前大不相同的三十年。

　　從1949年到1976年，上海承擔了全國六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25萬戶居民擠在人均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加上80萬只馬桶和80萬只煤爐，湊成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圖畫。”一個時期內，整個城市的文明程度、生活層次下降。

　　而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自1949年至1985年，上海共向中央政府上繳稅收3500億元，而它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得到的資金支持卻只有35億元。于是，這座國際大都市遺民的務實以及帶點情緒地將外地人統統蔑稱為“鄉下人”等種種行為，似乎也就變得可以理解。

　　“在居住空間狹小、資源短缺、高積累、高貢獻的情況下，上海人的性格遭到了扭曲。”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分析說。

　　可以理解的還有，當1990年代得以擁抱全球化并由此重塑其國際大都市形象時，上海表現出的急功近利。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決定，上海的身份訴求自此得以同國家的發展戰略握手言歡。伴隨著上海飛速的現代化、全球化發展，與上海全球城市身份想象有關的話語，比如“東方的巴黎”、“中國的紐約”和“東方曼哈頓”等，也開始大量出現在文藝作品和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前景描述之中，而當紐約或曼哈頓成為上海的鏡像時，現代化和全球化之于上海幾近紐約化、曼哈頓化或西方化的事實則逐漸清晰。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教授吳志強表示：“上海用15年時間完成了倫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

　　上海地鐵系統的建設始于1995年，但僅在過去一年，總運營里程就延長了一倍，突破420公里。這樣匆忙是有理由的：預計有1億參觀者前來上海。上海正主辦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世博會。上海希望通過世博會使這個城市邁入國際化的路途能夠變得更順理成章。

　　就在上海日益卷入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一股與這座城市有關的懷舊風潮也從1990年代開始迅速興起，且至今未見式微。在促發這一風潮的那些影視文學作品里，上海作為20世紀初遠東最大、最美、最繁華的國際都市的意義被再三表達，而另一些與本土深刻相關的歷史，比如殖民和民族斗爭則被刻意隱去。這樣的懷舊，使依據西方重塑國際都市的努力變得更加無可質疑，然而對于上海來說，這種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則暗示著城市文化身份的喪失。

　　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懷舊將或多或少地喚起中國以外的世界對這座城市異國情調的向往，上海則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多的現身機會。在城市競爭日益加劇的全球化時代，贏得資本的注意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所有通過突出城市形象為城市創造現身機會的努力因此都有潛在價值，在當代上海，最近的一次努力顯然就是世博會。

　　“很難說當今的世博會有什么作用。……對于中國來說，今年的上海世博會顯得特別重要。”世博會開幕前夕，BBC新聞曾考慮過這樣的問題。“中國為上海世博會投資不少，但世博會也將以更寬闊的視野和更多的知識回報中國，上海則因此成為世界的焦點，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上海，這種付出值得。”世博會開幕一周后，白慕申這樣說道。

　　為上海謀求現身的努力，還包括那些有點極端的建設和快至過度的發展。比如挺立在浦東陸家嘴的那些摩天大樓——繼420.5米高的金茂大廈和492米高的環球金融中心建成之后，上海還將在2014年擁有一座632米高的上海中心。這些驚人的數字無疑會頻繁地將上海頂入全球高層建筑排行榜，因而可能比建筑本身更有必要。再有就是曾經占上海民宅總數近70%的石庫門以及弄堂生活的日漸消失，關于此事，就職于一家外企的上海女孩張穎說，她對上海過往的緬懷正變得日益強烈，而對當下上海卻有時會感到陌生。

　　上海社科院教授屠啟宇表示：“在上海人看來，變化太驚人了，整個城市感覺都不一樣了。我們既喜歡變化，也不喜歡變化。”

　　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國人說：“金錢逐漸主宰了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靈魂。”到處是無特色的購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無處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難找到有意思的東西。”

　　吳志強和屠啟宇二人均同意這一點，但他們認為世博會能幫助扭轉這一趨勢。屠啟宇稱，城市居住品質是當今中國最嚴峻的社會問題之一。二人表示，世博會將是一次為期6個月的研討會，讓人探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不僅是上海的問題

　　這并非上海一個城市的問題，這是所有后發展國家城市在全球化進程中都會面對的問題。當某些地方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城市全球化的鏡相時，城市全球化便成為一條批量生產全球化城市的流水線，生產的標準很可能叫做“西方”。

　　“作為后發展城市，上海必須在全球化的網絡中找到一個發言的位置，而且盡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都市文化理論專家包亞明說，“事實上，我們的思路確實比較快，但少了一些時間去琢磨更多的事情。”

　　“我不認為城市一定會在全球化過程中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只要每個城市都知道自己是誰”，李察德說。“大約1300年前，長安是中國的首都，而且是當時世界擁有最多元文化的首都，各地的人們都匯集在那里，中國或長安卻并未因此失去其文化身份。”

　　與知道自己是長安的長安相比，渴望成為“東方的巴黎”、“中國的紐約”或“東方曼哈頓”的上海似乎信心不及。

　　“在我的印象里，上海的發展似乎總是處于陰影之中”，張穎說，“上海需要精神上的獨立，這是現在上海所欠缺的。我希望世博會能為上海人樹立起一些帶有城市獨特色彩的東西。”

　　這樣的問題意識，源自成長于上海全球化時期的新一代上海人。這也許正是上海從全球化進程中獲得的新動力。

　　“人們只要到國外看看就會發現，很多發達國家城市的繁華程度其實不如上海。一旦城市獲得了自信心，以西方為鏡像或模仿對象的時代就已經趨于終結。上海人的視野、胸襟和自信心將是有助于未來上海發展的文化資源。”包亞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