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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內環保角度看，2009年以年初“4萬億”計劃開始，以年終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前公布降低碳強度目標結束。發展還是環保？這兩件事可謂戲劇性地詮釋了2009年環保的異乎尋常之處。事實上，我們選擇的這十大環境事件（以發生時間為序），絕大多數都反映了發展與環保的矛盾、博弈和相互妥協。最終能不能獲得共贏，有賴于我們所有人尤其是決策者的智慧和勇氣。

　　一個環境問題產生，對普通公眾或許無足輕重，而對受害者則可能是致命打擊。因此，我們的評選談不上有多科學，只是關注環境問題的一種表達而已。　

　　1．《循環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

　　事件：1月1日，《循環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這部法律的實施意義在于，促進了開源、節流和環境保護三者的結合。

　　污染減排是《循環經濟促進法》的明確要求，通過總量控制制度推動各地和企業按照國家環境保護和污染減排的總體要求，減少污染物排放，這也是實施循環經濟的必要前提和基礎性保障。

　　這部法律明確了國務院和各省、區、市政府要設立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支持循環經濟的科技研究開發、循環經濟技術和產品的示范與推廣、重大循環經濟項目的實施、發展循環經濟的信息服務等；規定國家對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產業活動給予稅收優惠，并運用稅收等措施鼓勵進口先進的節能、節水、節材等技術和設備，限制耗能高、污染重產品出口；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在制定和實施投資計劃時，應當將節能、節水、節地、節材、資源綜合利用等項目列為重點投資領域；政府采購應優先有利于保護環境的產品及再生產品。

　　這部法律施行后，環保部相關官員也曾在媒體發表觀點稱，《循環經濟促進法》需要盡快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如一些重點污染的指標、強度回收名錄、禁用物質的名錄等。

　　12月份，國務院正式批準《甘肅省循環經濟總體規劃》，這是中國批準實施的第一個地區性循環經濟發展規劃。

　　點評：這部法律對希望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意義非同小可，也給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制度保障。需要防止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跟風行為，“促進”意味著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其復雜性和誘惑力不言而喻。現實中，以建設“兩型社會”為名大范圍上馬“兩高”產業的例子并不少見，而本該充滿朝氣的新能源產業在某些區也出現過熱苗頭，這都是教訓。　

　　2．113個城市污染源信息公開狀況首次披露

　　事件：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及《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均為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施行一周年之際，6月3日，國內環境NGO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烮PE　與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烴RDC　在京聯合發布了中國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指數），對國內113個城市2008年度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狀況進行初步評價。這是國內第一份來自民間的政府環境信息公開評價報告。

　　PITI項目評估入選城市以《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確定的113個國家環保重點城市為主，組織方通過對當地政府所作的超標違規記錄公示、信訪投訴案件處理結果公示、依申請公開等8個指標的系統性、及時性、完整性和用戶友好性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對每個被評估城市的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狀況進行了評價。

　　評價結果顯示，在113個被評價城市中，得分在60分以上的城市僅有4個，不足20分的城市多達32個，113個城市的平均分剛剛超過30分。報告結論顯示，環境信息公開在中國已經起步，但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整體水平仍處于初級階段。

    在評價報告公布后的信息反饋階段，一些被評價城市的環保局向評價組織方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證據。評價組織方表示，這些新提供的信息經核實后，將成為重新核定評分結果的依據。2010年三、四月份間，PITI項目的詳細報告將發布。

　　點評：這件事可以稱為民間環保組織發揮對政府監督作用的典范。在這里，民間組織不再簡單憑借一腔熱情和對環境利益的堅守精神行事，而是借助專業力量，在法律渠道內與政府對話。或許有些地方政府并不了解這兩家機構，但評價系統的科學和嚴謹又讓政府官員不得不重視這一結果。進步正在這里。

　　3．環保部叫停金沙江中游水電項目

　　事件：6月11日，環保部發出通知，稱由于未經環評審批，擅自開工建設，叫停華電魯地拉水電站和華能龍開口水電站兩個項目，并暫停審批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建設項目環評文件，督促相關部門和單位對金沙江中游已批和未批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進行補充論證，并根據論證結論進一步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同時暫停審批華能集團、華電集團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項目外的建設項目環評文件。

　　對于環保部的通知，環保人士在表示歡迎的同時，也在擔心這次處罰會否又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環評“補票”了事，項目暫停后還會進行。

　　7月14日，國內民間環保組織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下稱“綠聯會”）就上述通知向環保部提起行政復議申請，認為對華能、華電處罰過輕，并提出應當嚴肅追究未批先建違法單位及其負責人的法律責任；并在水電工程全面停工后，對治理環境損害等善后事宜妥善處理；重新從法律層面考量目前通行的水電建設主體工程與前期工程分兩步環評的慣例等要求。這是國內首例由環保社團提起的公益行政復議案件。

　　7月30日，綠聯會負責人吳登明與環保部環評司負責人就行政復議申請當面溝通，該負責人稱，國家發改委正在會同水利部、國土部、環保部共同調研，對金沙江中游河段統籌考慮后拿出最終方案。

　　綠聯會表示，經溝通，對環保部“充分理解”，決定撤銷行政復議申請。8月18日，環保部發出了《行政復議終止決定書》，正式結案。

    點評：強調對金沙江中游河段統籌考慮，前提是對該河段進行流域規劃環評，并公開征求意見。目前從相關方面透露出來的信息表明，這個流域環評的確有機構在做，但公眾想了解其內容卻難之又難。但愿在這兩個電站“補票”之前，公眾能知道得更多。

　　4．陜西、湖南、福建、廣東發生“血鉛事件”

　　事件：8月份，陜西鳳翔爆發兒童血鉛超標事件，當地政府部門組織檢測的1016名兒童中，共查出851名兒童血鉛超標。隨后，湖南武岡（1958名兒童中超標人數為1354人）、福建上杭（287名兒童中有121人血鉛含量超標）的事件也浮出水面。12月下旬，廣東清遠市出現數十名兒童被集體查出鉛中毒。

　　在事件的調查過程中，一方面，當地政府稱污染企業的排放達到了環保標準；而另一方面，民眾由此受到的健康侵害昭然在目，這樣的事實并不鮮見。

　　9月2日，環保部召開全國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會議，環保部部長周生賢介紹，國家環保、發改、工信、財政、國土、農業、衛生和中宣部等八部門，正在抓緊制定《重金屬污染綜合整治實施方案》，中國將強力推進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全面開展重金屬污染防治執法大檢查，集中檢查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污染治理和環境安全隱患等情況，對于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堅決予以取締；對于污染嚴重和造成重、特大環境事件的企業，予以關停；對于不能穩定達標的企業，責令限期整改。

　　此外，國家還將組織編制重金屬污染防治規劃；按照“以獎促治”的思路，鼓勵推廣應用治污新技術新產品，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加強重金屬危害和衛生防護科普宣傳。

　　有統計稱，中國血鉛事件將帶來接近35％的粗鉛冶煉產能的停產整頓或者整改。

　　點評：和多數此類事件一樣，問題暴發前都應當有個“窗口期”，現在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窗口期”是多久？還有哪些地區、哪些行業的污染問題處于“窗口期”？如果重金屬污染領域需要檢視標準和執法大檢查，那么其他領域需不需要？

　　5．垃圾焚燒引發爭議

　　事件：2009年，國內有關于垃圾焚燒項目的爭議風起云涌。從北京六里屯、高安屯、阿蘇衛到南京天井洼；從廣州番禺、李坑、花都到蘇州平望，各地民眾采取“散步”、上訪、車隊游行等方式，表達他們對于垃圾焚燒項目的質疑乃至反對。與此同時，主張垃圾焚燒的官員和專家，也從未放棄對公眾的游說。“反建”事件愈演愈烈，由單一的環境維權事件發展為拷問政府公共決策的社會群體性事件。

　　民眾反對垃圾焚燒項目上馬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擔心垃圾焚燒將排放以二惡英為首的污染物質，給大氣環境和人體健康健康帶來莫大風險。民眾強烈質疑的還有，“主燒派”之所以態度強硬，是因為他們與垃圾焚燒的產業利益鏈難脫干系。

　　支持垃圾焚燒的一方則稱，在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垃圾焚燒對于垃圾減量化和無害化是當前最好的處理方式，垃圾焚燒技術本身也沒有問題。但他們承認，中國現有的垃圾焚燒廠，無論技術還是運行管理水平都參差不齊。

　　12月20日，廣州番禺區區委書記譚應華公開表示，由于在環評過程中，垃圾焚燒廠遭到大多數業主的反對，番禺區會江村的垃圾焚燒項目目前已經全部停止，以后番禺垃圾用什么方法處理，處理廠選址在哪里，需要市民討論后再決定。

　　垃圾焚燒項目的暫停，可以視作探討垃圾圍城難題的新起點。“主燒派”和“反燒派”已經存在的共識是：垃圾減量、分類回收和資源化利用應當是垃圾處理的重要環節。在這些環節之后，垃圾還會剩余多少？要怎樣處理？答案的出爐并不那么簡單。

　　點評：客觀地說，在真正的垃圾分類處理尚處原始階段的現在，在減容方面，比起填埋或任其拋棄，垃圾焚燒或許是一個“不壞的選擇”。但是在爭論中暴露出來的專家與行業利益關聯的問題值得關注，如果專家不能以公共利益為重，公眾還能相信誰呢？需要強調的是，這一事件中部分公眾表現出來的專業精神令人敬佩。

　　6．《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出臺

　　事件：10月1日，《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下稱《條例》）正式施行。作為《環境影響評價法》的重要補充，《條例》自2006年起草就備受關注，其出臺過程也經過了多個部門艱難博弈。

　　《條例》包括6章36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對其組織編制的土地利用的有關規劃和區域、流域、海域的建設、開發利用規劃，以及工業、農業、畜牧業、林業、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設、旅游、自然資源開發的有關專項規劃，應當進行環境影響評價。

　　根據《條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所需的費用應當按照預算管理的規定納入財政預算，嚴格支出管理，接受審計監督。

　　 《條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對違反該條例規定的行為或者對規劃實施過程中產生的重大不良環境影響，有權向規劃審批機關、規劃編制機關或者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舉報。有關部門接到舉報后，應當依法調查處理。

    《條例》要求，對規劃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應當遵守有關環境保護標準以及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和技術規范。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由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技術規范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制定，并抄送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備案。

　　點評：這個條例的出臺可謂困難重重，無論如何，出臺了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然，有法可依只是最基礎的工作，如何能做到有法必依和違法必糾，將對監管部門提出更嚴峻的挑戰。更要避免的是像《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那樣，令法律成為強勢集團侵占公共利益的工具。

　　7．中國公布降低碳強度目標

　　事件：11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公布了中國的碳減排目標——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并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

　　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講話稱，中國政府確定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是中國根據國情采取的自主行動，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同時，在《哥本哈根協議》中，中國堅持的發展中國家減排實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得以維護。

　　據稱，要實現40％—45％的目標，國人要付出相當多的努力。為了達到相應目標，在轉變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研發相關技術等方面，中國每年的增量成本將達到1000億美元。

　　事實上，“十一五”以來，為了實現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的目標，中國已經做出積極努力，關閉小火電等舉措減排成效明顯。國家發改委公布數字稱，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將實現二氧化碳減排15億噸以上。

　　上述成績的取得，也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繼續減少碳排放的難度在增加。碳排放目標的實現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創新和技術創新來保證，中國的環保產業、新能源產業、林業等相關產業將迎來良好發展機遇。

　　點評：在《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框架下堅持自主減排，是中國應當享受的權利。當然，真心實意的自主減排，也需要自覺貫徹“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核證）原則，從而取信于國際社會，為下一步國際合作打下良好基礎。從這一點看，對減排的統計和核證，意義并不小于對GDP的統計。問題在于，意義一旦重大，對統計工作的監管難度也就大了。

　　8．小南海水電站引發各方關注

　　事件：11月9日，國內6家環境NGO——綠家園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綠色流域、綠色漢江、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和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將一封申請函遞送到環保部，要求旁聽將在當月召開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評審委員會的年度會議。

　　環保組織擔心，一旦對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區劃做出調整的議題在這次會議上得到通過，重慶小南海水電站項目的上馬指日可待。

　　他們認為，上述國家級保護區對保護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有著無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意義，在長江上游干支流水電大開發的背景下，這個保護區極有可能成為長江多種珍稀魚類最后的庇護所。

　　大自然保護協會（TNC）等國際NGO，還有一些來自社會各界關心小南海項目的環保人士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對小南海水電項目一旦開工，長江上游特有珍稀魚類生存問題的關切和擔憂。

　　11月10日，環保部自然生態保護司一位官員在給環保組織的口頭回復中稱，前述會議不會出現和小南海水電站有關的內容。11月18至20日的評審會議中，也確未出現對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區劃做出調整的議題。11月30日，自然生態保護司在給6家環保組織的復函中也表示，任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調整申請如果通過了評審委員會的審查，環保部都會予以公示，環保組織如有不同意見，屆時可以“充分發表”。

　　點評：此類問題上，不管爭論多么激烈，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生態環境主體缺位，比如小南海問題，魚類是不可能坐到談判桌上的。而作為環境利益的代言人，NGO對于決策的影響，又顯然難以與強大的利益集團相提并論。如果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言人——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團綁架，最終的輸贏是沒有懸念的。

　　9．中國CDM項目遭遇瓶頸

　　事件：在12月4日結束的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執行理事會（簡稱EB）第51次會議上，來自中國的10個風電項目沒有成功通過EB審核注冊。

　　中國代表團隨后在京都議定書第五次締約方會議全會上發言稱，EB近段時間以來，以懷疑中國政府有意系統性降低風電項目的上網電價，從而鼓勵將風電項目開發為CDM項目為由，對中國的風電項目提出了系統性審查，并拒絕了多個來自中國的風電項目，這種做法存在嚴重問題：

　　首先，采取什么樣的激勵政策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應由東道國根據自己的國情自主做出決定，EB在缺乏根據的情況下，對主權國家的能源政策妄加猜測，并據此做出決定，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其次，針對EB的疑問，中國國內機構、項目參與方及相關的國際機構，向EB提交了大量相關證據和資料，證明中國的風電上網電價基本保持穩定甚至有所升高，但EB無視事實，繼續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決定，同時未公開給出合理的解釋，其決策合理性已經受到廣泛質疑。最后，EB所提的問題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甚至是所有國家的所有能源項目，但EB目前的做法只針對中國項目，顯然有失公允。

　　截至今年10月，中國有663個CDM項目在EB成功注冊，預期年減排二氧化碳1．9億噸，約占全球注冊項目的58％，注冊的項目數量和年減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點評：作為《京都議定書》重要的履約手段，CDM無疑也應當貫徹“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核證）原則，因此對于項目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特殊的要求。而公正性和透明度既是對受益方的約束，也是對資金提供方的約束。如何增強各個環節的透明度，構建完善的溝通和核證機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10．中國首例環境記者訴專家案

　　終審勝訴

　　事件：12月21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章軻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書。判決結果駁回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上訴，維持一審原判，該判決為終審判決。這場環境記者起訴水電專家的官司以記者終審勝訴劃上了句號。

　　2007年12月20日，章軻在《第一財經日報》上發表文章《水電開發該降溫了》。文章引述水利專家劉樹坤的觀點稱，“目前我國大部分河流的水資源開發程度高達80％以上，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區一些河流的水資源開發程度甚至高達100％”。

　　當年12月24日，張博庭（化名“水博”）在其博客上發表題為《社會不需要無知無恥的綠色人物》的文章，認為章軻的文章是“公然和國家大力發展水電的國策唱反調，意圖以此出名”。全文對章軻本人涉嫌侮辱、誹謗和人身攻擊的言辭如“殘廢”、“活寶”、“可憐的糊涂蟲”、“恬不知恥”、“連眼神都不好使的科盲”、“弱智人”等，超出了學術評論本身。

　　 2008年1月25日，章軻到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張博庭侵犯其名譽權。2009年2月23日，該案進行一審，根據一審的判決結果，張博庭應向章軻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賠償證據保全公證費1060元。案件受理費300元由張博庭負擔，章軻一審勝訴。

　　后張博庭不服一審判決結果，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9年12月，該院發出民事判決書，維持了一審判決。

　　點評：這個案件形式上是名譽權糾紛，實質是環保領域專業精神問題的角力。有意思的是，以專家自詡的被告恰恰輸在了記者的專業精神上。不過，這對于其他環境記者及NGO等也是個很好的提醒，做環保既要有熱情，更要善于借助專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