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嵐：我認為中國的獨特性很強。首先，龐大的人口基數。以江蘇為例，改革開放30年，1978年江蘇城市人口1900多萬，現在是4000多萬。2000萬人就意味著20個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這個數字在國際上不可想象。這一項已經使中國的城市化很受矚目。斯蒂格里茨說過，21世紀的決定性力量是美國的高科技和中國的城市化，這是一個很好的表述。

　　第二，這個數字與一定的社會背景聯系在一起，就更不容易、更加了不起。中國城市化起步跟經濟騰飛同時發生，在經濟起點不高的情況下產生。因此我們的城市化進程和西方的城市化進程不一樣。

　　這種不一樣的特征是“五化”并存：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西方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基本是代表全球化趨勢，但是他們的全球化、信息化進程，和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是兩個階段。他們的問題是分離的，在城市化進程中要解決的問題是單要素的。我們城鎮化、工業化還在發展階段，但是信息化進程已經開始。我們過去一直是計劃經濟，后來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體系還沒有構建完善，我們已經進入工業化、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實際上是一個市場經濟主導的世界。

　　我們的問題更加綜合。中國是傳統與現代、古與今的綜合，中國的特點是社會矛盾高度濃縮，當然進步也是高度濃縮的。這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如果能在這么集中的時間段解決城市發展的問題，那么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對正在經歷城市化進程的國家是非常有示范作用的。

　　聯合國人居署非常關注中國。我曾經參加聯合國在羅馬舉行的專家論壇。我介紹了南京秦淮河變遷，讓他們非常吃驚。中國模式本身值得肯定。但什么是構成中國模式最關鍵的因素？中國模式還需要什么改善？這還要不斷探索。

　　房地產市場必須調整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城市化未來的挑戰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中國城市的貧困問題，會不會被近幾年的高度發展所掩蓋？現在城市貧困現象跟土地、規劃糾纏在一起，未來中國城市化問題會不會更突出？

　　周嵐：從城鄉建設和人居環境保障看，我個人對未來比較樂觀。我們國家對住房保障也是走過了一個歷程。計劃經濟時代完全由國家提供，市場經濟以后，把市場作為一種平衡力量，作為住房改善的一種力量。現在政府政策十分明確——是在強調發揮市場作用下，重視政府對最基本的需求的保障。建設部現在是叫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這反映了政府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也是在不斷調整政府管制的重心、能力和水平。

　　我對住房保障政策解讀的是“讓政府做政府的，市場做市場的”。政府非常重視弱勢群體基本需求的保障。出臺了廉租房制度、經濟適用房制度、限價房制度。另一方面讓市場做市場的，讓自己買得起商品房的人走商品房的道路。

　　江蘇的政策是三句話：讓所有低保人群住進廉租房，讓所有低收入人群有經濟適用房，讓所有新就業人群租得起房。要解決低保人群、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就要有分析，大概數字多少、分幾年解決等？江蘇省委省政府2008年的目標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增4萬套經濟適用房，1.2萬套廉租房。

　　我個人對房地產市場長遠發展、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機會比較有信心。現在，我們的城鎮化水平是53.2％，與1978年相比上升了40個百分點。到相對發達的水平，這個數字應該在70％以上甚至是80％。如江蘇未來能達到70％，則意味著再增加20％左右，這又意味著新產生1000多萬城鎮人口增加的住房需求。我個人認為長遠來看，剛性的住房需求是存在的，不是虛幻的。城里人在不斷改善房子。

　　另外，我認為房地產市場必須調整。大家出于某種預期，當房地產市場在供不應求的階段時，這種趨勢本身使得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因為這不僅是剛性需求，投資需求也存在。政府應該促進剛性需求的保障。我不同意放大投資性需求，因為投資性需求會使國際市場的熱錢進來，就會讓政府沒有辦法保障想保障的剛性需求，因此必要的宏觀調控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把投資性需求和剛性需求分開。房產市場必須重組，由于供不應求，開發商就沒有特別關注住房質量、居住環境、為老百姓著想等一系列問題。房地產商要提供更好的東西：工程質量的保證、誠信、新的環保和節能理念。

　　建筑節能包括兩部分：一是舒適性的增加，一是資源利用的減少。節能是一減一加，減的是資源消耗，加的是舒適性。房產商提供的產品要注重質量、信用和先進的理念，這樣才能推動社會進步。因此政策調整對長遠發展是好的。個人需求的滿足，政府的管制能力不斷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發展進程的控制和引導都是很重要的。

　　南京都市圈規劃中的公共參與

　　《第一財經日報》：2001年江蘇“十五”規劃中提出南京都市圈的概念，南京本身也有一個新的定位。我們注意到最新一輪對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訂，加進了更多公共互動措施，能不能對都市圈規劃中公共參與性，更清晰闡釋一下？

　　周嵐：第一，南京都市圈不是一個主觀的概念。因為我們在做南京規劃時，研究過南京歷史，結論是南京從來不是南京的南京。我們做了一個分析圖，分析南京2000年影響的地域是多少，1000年影響的地域是多少，幾百年影響的地域是多少。南京從來都是一個區域性城市，一個地域性重心，特別是南方地區在中國歷史上扮演重要位置的時候。南京和北京、西安、洛陽相比，它的古都特點是南方都城。

　　第二，影響是客觀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不能停留在虛幻的南京曾經影響過什么。我們分析過南京的實際影響，做過調查，包括對區域性公共基礎設施如機場的共享，對南京的商務中心和商業重心的需求，很多周邊城市的人周末來南京購物，例如馬鞍山、鎮江、揚州，來南京都很方便。還有商務機構，區域性機構一般選擇在南京設點，南京的區域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第三是文化的需求，南京很多報紙的訂閱是在周邊城市。基礎設施共享，區域性商業和商務設施的共享，文化設施的共享，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南京都市圈都不是虛幻的概念。

　　另一個問題，規劃中的公共參與是分層次的。我們在南京很重視推動公共參與，與老百姓互動比較深的是與日常生活相關的領域。相對來講對宏觀規劃問題，百姓的參與熱情和能力要差一些。并且公共參與不僅是百姓參與，還包括社會參與和專家參與。南京有個市民叫蓋星石，原來是一個退休的工人，隨著公眾參與的進程，他的公共參與能力逐漸提升，最后成為某種程度上的規劃專家，對規劃的理解上升到相當學術的程度，曾被評為南京的最佳市民。

　　都市圈的公共參與還包括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互動，這也是參與的根本之一。參與行政規劃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協商。規劃本身是一個政治行為，但都市圈規劃不僅是行政管轄內的，而且是由內在的經濟社會聯系走到一起，這種規劃比傳統的行政規劃更注重協商。政府間的協商是構成都市規劃非常重要的力量。

　　南京規劃局和南京相關機構做了很多工作來實現對接，比如基礎設施的對接，鎮江的路怎樣規劃能保證鎮江也享受南京機場等。

　　此外是廣泛社會共享，這個理念比一般的市民討論更深入，如老百姓居所周圍應不應該建一個垃圾中轉站，我們會比較多地發揮各行業學者和專家的作用。

　　最后就是每一個規劃都必須公示，經市民討論。

相關鏈接：

　　周嵐

　　●1965年12月生，江蘇南京人，無黨派人士，高級規劃師，全國政協委員

　　● 同濟大學工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理學碩士，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

　　● 1990年5月參加工作，先后擔任南京市規劃院副院長，南京市規劃局局長助理、副局長、局長

　　● 2008年4月，任江蘇省建設廳廳長

【已有位對此新聞感興趣的網友發表了看法點擊查看】

閱讀：次錄入：royal 【評論】【推薦】【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