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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一位長期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美國學者最近投書新華社，稱這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正在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他說：“為什么擁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 這是他沿著長安街步行至東五環考察完后，對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設計提出的問題。

　　此文在業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中國經濟時報本期因此編發了一組以長安街建筑設計問題為典型案例的報道，意在喚起人們對城市規劃、建筑設計和文化問題的重視和思考，以求探討城市和建筑之中國文化迷失的解決之道。

　　顯富建筑：一身俗氣的洋褲褂

　　蘇解放，美國規劃協會全國政策主任、院士級注冊規劃師，一位長期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美國學者。蘇解放曾于4月間來到北京，并沿著長安街步行至東五環，走完這段路程之后，蘇解放受到了震撼和刺激，長安街讓他洞悉了北京規劃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設計競相引人注目，以致構成對城市的傷害。”

　　回到美國后，蘇即刻投書中國新華社，稱這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正在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他表示了他的疑惑，“為什么擁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工程師張健9月8日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他沒有系統地看蘇的文章，但是，“一身俗氣的洋褲褂”這句措詞卻讓他一下子記住了這篇文章，但他明確表示他不認同蘇的觀點。而中國城規院教授級高級規劃師趙中樞博士同日亦向記者表示，以長安街為例，北京的城市規劃是一個有序漸變的過程，他認為，要正視不足與缺陷，同時也要客觀地看待長安街的規劃現狀。

　　財富炫耀的窗口

　　蘇解放在他的評論中認為，北京幾乎被改變為一個充滿了“建筑將軍”的城市。他在長安街上看到的現實情況是，無盡寬闊的高速路串起來的是丑陋和非人性的建筑，這改寫了北京的現實形象。他指出，學者們以商業承包者的身份開始活動，與開發商或外國設計師達成交易，開發商成了自封的新皇帝，使一個曾經莊嚴而美麗的城市遭到破壞，而涌現出來的東西又沒有解決任何城市化難題。

　　根據本報記者的了解，自上世紀80年代長安街延長線上的國貿大廈動工始，北京長安街進入一個新的規劃建設時期，此后出現的建筑大多以龐大體積與張揚視覺效果為主，絕大多數系玻璃幕墻設計，先后有東方廣場、恒基大廈、工商銀行大廈、西單文化廣場、時代廣場等，此外還包括東西兩端延長線上幾年間興起的房地產商業項目，一輪標新立異的建筑設計競賽序幕被全面拉開。

　　蘇解放批評說，這些“建筑將軍” 湮沒了中國設計傳統，把每個建筑都弄成了簽名式的偶像，甚至連街道都成為超大尺度的象征。更為糟糕的是，由于北京的首都身份，中國大大小小數以百計的城市，差不多都把北京當作樣板。在中國許多偏遠的城鎮，能輕易地找到長安街的“仿制品”。

　　“長安街主要是抄國外的，抄國內的較少，國內的又都在抄北京。”趙中樞教授對本報記者說，長安街的歷史文化價值是排在第一位的，經濟價值次之，但因為土地的升值潛力是最高的，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出現了諸如金融街等追求GDP的規劃現象，這是各種利益取舍權衡的結果。

　　近十年間，一些學者對于長安街規劃的反省事實上從未間斷，建筑評論家陳墨在其文章中即指出長安街規劃的“非人本主義”特性，認為象征意義大于實用價值，漫長的距離、非人的尺度，適合開車或乘車人快速掠過。沒有生活氣息，沒有坐凳、飲水臺，沒有歇腳喘氣的地方，不能從容地休息和欣賞景觀。除了一望無際地鋪地磚，就是綠漆鐵欄圈成的草皮，無法停留。所有這些，對長安街的形象、對北京的生活質量，只有消極影響。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王貴祥先生多年前即對長安街沿線建筑進行逐個點評，認為這些建筑沒有了比例、尺度的權衡，成為建筑師一味張揚個性的沒有整體感的迷亂符號，使得長安街成為財富炫耀的窗口。

　　香港大學地理系副教授王緝憲更是向記者痛陳長安街規劃的乏味與空虛，他稱，是發展商、使用者、設計者的崇洋媚外和顯富思維，帶出了各種號稱創新、現代但實際卻多是低劣模仿的建筑。

　　讓人無法認知整個城市

　　王教授告訴記者，長安街的演化與中國曾長期積弱有莫大關系。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已經開始了秘密的外國化：北京火車站就是美國華盛頓火車站的設計上戴了兩頂琉璃瓦的帽子。幾年前開始，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地名（象威尼斯、羅馬）也差不多都可以在北京的居住小區或'花園'的門前找到。北京在建設上已經被不倫不類的顯富式建筑毀了大半。

　　陳墨先生撰文稱，幾十年來，長安街建筑構成是一鍋清湯寡水的薄粥，仍然一粒一粒的。盡管新建筑不斷出現，它仍然半生不熟。

　　長安街讓人感到不愉快并無法認知整個城市，其幾十年的規劃史事實上也是一部斗爭史。趙中樞教授告訴記者，90年代東方廣場在建設過程中就受到了強烈質疑與反對，占地面積龐大，據有兩條重要街區，高度達到80米，遠超過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高度，但這建筑最終還是得以落成。王貴祥將其描述成“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駛進一個古老幽靜的港灣，從體量形象與空間尺度上，擠壓著早已不堪重負的老北京的街道空間，使市民有壓抑、拒斥及自身微不足道的收束感。”

　　此外，長安街在其基本成型之后，分段式規劃建設使得見縫插針的建筑手法重復出現，助長了混亂無序的狀態。

　　“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師來認定自己的身份。”蘇解放呼吁，“我懇請城市官員們像市民那樣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雙腳擺到街道上來，而不是坐在直升飛機上、飛馳的豪華汽車中，或是站在昂貴的模型前。” 否則受益的只能是評審者和建筑師們在銀行的個人賬戶。

　　王貴祥撰文指出，長安街建筑應有嚴格統一的規劃，有嚴格的高度控制與沿街面長度控制，不應出現過高、過長、過窄的建筑體量，應尊重北京古城的歷史空間形態與街道肌理特征，使之成為城市空間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可惜的是，我們這方面的缺憾太多，現在要做的不過是些亡羊補牢的事情。” （見習記者 章劍鋒）

　　歷史文化傳承斷裂

　　“長安街的歷史非常悠久。”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徐蘋芳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介紹，長安街的雛形源自元大都南城墻。當時大都南墻有三門：麗正門（位于天安門南）、文明門（位于東單路口）、順承門（位于西單路口）。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將大都城南墻南移二里的同時，拆文明門與順承門之間的城墻辟為路，取名長安街。

　　“長安街與坐落于其南北兩側的天安門廣場以及紫禁城構筑的皇城氣勢令人嘆為觀止。”徐老告訴記者，天安門廣場原來是一個“Ｔ”字型廣場，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廣場兩側宮墻之外，明代時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欽天監、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錦衣衛等衙署；清代襲之，仍為權力機構所在地。這些中央行政機構通過天街與皇城、紫禁城連為一體，象征著皇帝擁有最高權力。

　　廣場南端為中華門，門內東西兩側，沿宮墻之內一丈多遠，建有聯檐通脊、黃瓦紅柱、帶有廊檐的千步廊，東西相向各百十間，其北端分別折向東西，各34間，共有144間平房，作為存放文書檔案的地方。

　　“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礴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和徐會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然而歷史的變遷讓長安街逐步地改頭換貌。

　　“長安街上真正大規模的建設始于50年代。”羅會長告訴記者，盡管當時自己的老師梁思成先生力諫保留古城，主張在舊城外的西側另辟新城。但是，由于新中國剛成立，沒有經濟條件再建新城等原因，決定在古城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家行政中心。

　　1955年長安街的最新規劃藍圖已經將長安街的外延拉長到復興門和建國門。直到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前后，東、西長安街才形成了現在的基本狀況；改革開放以后到上世紀90年代中，長安街進入快速發展期，長安街的概念隨之延展為公主墳到八王墳。

　　與此同時，長安街兩側的建筑物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50年代新建了紡織部、外貿部等辦公大樓，接著是電報大樓、北京飯店等擴建；1959年建造了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等；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藝美術館等陸續建成；90年代交通部辦公大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長安大戲院等落成；21世紀，遠洋大廈、LG大廈等相繼建成……

　　至今，老長安街周圍除了故宮、新華門等少數古跡得以完整保留，其余的歷史建筑及格局均發生了較大的改變。

　　“即使無法保持原始風貌，也不應該像現在這樣到處充斥著崇洋媚外的垃圾建筑。”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長安街應該是中華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載體，不僅要體現國家權力的威嚴，更要向世界展現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特色。但現在街道兩側的許多高樓大廈不僅沒有半點“中國味”，還將國外早已拋棄的建筑樣式拿來“東施效顰”，而且建筑風格混亂，極大地破壞了長安街的形象。

　　“東方廣場就是其中一大敗筆。在如此中心的位置怎么能建那么大型的商業建筑？”老專家指出，不論建筑風格還是建筑屬性，都有損長安街的政治文化權威；而且其高度之高，在空間上擠壓故宮及天安門廣場；密度之大，加劇了城市功能過度向市中心集中，導致交通擁擠的不合理布局。

　　“當時好多老專家和院士聯名上書反對建東方廣場，但沒有成功。”參與過聯名上書的羅會長告訴記者，東方廣場所占地本來是劃撥給外交部蓋辦公大樓的，沒想到變成了商業用地。

　　他認為，像明清那樣以天安門為中心，周邊緊密圍繞著國家的重要行政機關，以體現國家權力的威嚴，是非常值得借鑒的。天安門周圍、長安街上就應該分布像外交部、文化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這樣的國家行政部門。

　　相較之下，2000年國家大劇院所引發的爭議更為熾烈。羅會長回憶，當時有100多位專家聯名上書要求重新論證國家大劇院方案，但也沒有成功。

　　“國家大劇院進一步顛覆了長安街的歷史。”老專家認為，北京老城墻被拆掉，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缺乏章法地建設了20多年，使得北京原始的棋盤式城市文脈逐步淡化，所剩無幾。在古城中心又安置一個極不和諧的“怪蛋”，再一次割裂了長安街幾百年的歷史傳承。

　　“這兩處建筑只是長安街上的兩個反面典型，長安街兩側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更讓人憂心，它們一起把長安街承載了幾百年的歷史文化割裂。”老專家表示，這些大廈大量抄襲國外三四流的建筑形式，既失去了自我，也沒有吸取國外主流建筑藝術的精髓。各種奇形怪狀的建筑風格相互排斥，無法融合，將舊時長安街的相得益彰抹殺殆盡；在功能上，玻璃幕墻的濫用導致其成為一個個吞噬巨大能源的“耗能機器”。

　　“作為古都的中軸，長安街周邊的建筑應該繼承中華民族的古建傳統，以保有其歷史文化特色。”羅會長認為，繼承傳統并不是照搬傳統，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改良，推動我國自己特色的建筑藝術發展，從而讓長安街悠久的文化歷史得以傳承。

　　“但現實情況是，后繼無人，何來傳承？”老專家指出，繼梁思成先生以后，中國的古建藝術基本斷代。在他之后的建筑師、規劃師們很多接觸的是國外的建筑、規劃藝術。不要說將傳統的建筑、規劃藝術發揚光大，就連能夠真正領會傳統藝術精髓的人都少之又少。這也是為何長安街上的建筑如此混亂的原因之一。

　　“相關法律條例的出臺將有助于長安街的保護與建設。”羅會長對于今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表示歡迎。但他認為，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之下，關鍵還是要做到執法必嚴。此外，古城的保護以及規劃、建設應當廣泛征求、采納專家和群眾的意見，以確保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 （見習記者 謝麗佳）

　　功能錯位的表現

　　“一個怪在形象；一個怪在密度，又高又密。”

　　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會長、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顧問、總規劃師王景慧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特別指出，位于長安街核心地帶的國家大劇院和東方廣場是兩大不協調的敗筆。

　　“巴黎的歷史風貌保存得非常完整，在巴黎也有很怪的建筑，如蓬皮杜文化中心和阿拉伯文化中心，但由于巴黎在高度控制上嚴格按照規劃辦事，所以它的總體面貌比較好，很協調。”王景慧拿京城與巴黎做了一番對比后說，“北京在這方面做得不夠理想，因為長安街建筑的整體高度和體量不斷被突破。”

　　在東方廣場之前，北京飯店的高度突破了長安街核心地帶的高度限制，高度達到70米。但王景慧表示，北京飯店是文革時期的產物，在那個時期犯錯誤是情有可原的，而東方廣場不應該犯類似的錯誤。結果東方廣場卻偏偏與北京飯店看齊，大大超出了該地段原控制規劃高度不得超過33米的規定。

　　所以現在從天安門由西往東看，東方廣場恰似一個龐然大物出現在長安街上。由于它本身不是中國傳統建筑而完全是一個西方建筑，無論從它的高度、體量還是建筑風格上，都與長安街核心地帶原有建筑不協調。

　　而從景山和北海向南看，在建的國家大劇院形似一個“巨蛋”，和周圍故宮、中南海的皇家園林風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給人一種“突兀”和“喧賓奪主”的感覺，帶給人們的不是視覺上的享受。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鄒時萌也向記者表示，正是由于有了東方廣場這樣一個壞的帶頭作用，后來長安街上類似的西式建筑就不斷地冒出來。

　　“對長安街來說，這條在炎黃子孫心目中占據特殊地位的'第一街'到底如何定位，在長安街上該建什么樣的建筑，涉及到長安街功能如何定位的問題。”中國管理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乃劍先生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張乃劍說：“長安街作為北京縱貫東西的一條主線，作為京城“兩軸”中的一條實軸，在進行城市規劃時，首先需要考慮的是交通功能。作為東西、南北交通的要沖，長安街承擔疏散人口和車輛的功能責無旁貸。長安街的第二大功能是服務首都承擔國家、政府大型政治活動、集會、游行等，作為這些活動的場所。長安街的第三大功能則是旅游功能，因為它本身就是一條游客觀光的黃金線路。”

　　張乃劍認為，東西長安街如何定位，從這三大功能來考慮比較準確，但現在的問題是發生了功能定位的錯位，出現了諸如東方廣場和國家大劇院等與長安街功能不協調的超大型商務建筑，很多商業建筑甚至包括“總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長安街上擠，加重了長安街原有的功能負擔，統一的風格被撕裂。商業行政中心區和商務中心區的積聚不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壞，而且超負荷的人口對長安街的承載能力形成很大壓力，導致交通擁堵。

　　“長安街大型商務建筑扎堆出現，與城市戰略決策者自覺不自覺地將首都及長安街強調為經濟中心有密切的聯系。如此一來，長安街的地位和形象就直接受到沖擊”張乃劍指出。他設想，如果在長安街上少建一些大型商務建筑，多建一些具有民族風格和反映東方文明的建筑，長安街將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條街。

　　“現代有余，京味不足”這是王景慧對長安街建筑的總體評價。在長安街建筑中體現中國傳統特色、北京特色是很多有識之士對長安街建筑的一種期待。

　　用王景慧自己的話說就是：“建筑應該有時代特點，反映不同時期的特色，反映時代性，這是建筑的必然。但作為長安街的建筑，它應有一個統一的格調，表明它是中國的，是古老北京的。”

　　長安街的建筑主要分為兩大類，一種是中國傳統的古建筑，一種是起源于西方的現代建筑。中國的幾千年古文明，造就的是飛檐翼角、朱柱金頂、斗拱彩畫，要使古老東方的秦磚漢瓦等與西方現代建筑的鋼筋水泥、玻璃幕墻等完美結合，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保持協調將會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王景慧說，要做到這一點很難，怎么聯系，是建筑的一個創作問題。由于長安街跨越時空長達數百年，如何規劃好、建設好這樣一條相當長的現代建筑與傳統建筑共存的街道，確實需要智慧和藝術。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北京提出了一個口號叫作“奪回古都風貌”，結果很多建筑都在上面加了一個亭子。他坦言，目前長安街的建筑在吸取傳統要素將其有機地與現代建筑融合一體方面，無論是在尺度、比例、色彩、符號、功能和平面布局的運用等方面，大多都還比較生硬。這也是為什么長安街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游離、彷徨、迷失的根源所在。

　　“一個好的建筑設計，給人的感覺應是，她就應該長在這兒，與相鄰建筑之間是協調的、對話的、共容的，具有協調和諧之美。”王景慧說，像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這類建筑雖然都不是中國純粹的傳統建筑，但由于中國建筑師參與了設計，中國與前蘇聯兩種文化結合得較成功。而張開濟設計的天安門觀禮臺，也是一個成功的典范，雖然它是一個現代建筑，但你不仔細看不容易發現它是后來建的，與古建筑珠聯璧合，渾然天成。

　　如果長安街的房子可以建得既傳統又現代，長安街就可以說是北京的長安街、中國的長安街了。 （記者 周雪松）

　　中國國家大道在哪？

　　“長安街是中華第一街，應是中國的國家大道，但長安街的建筑卻是想到什么就蓋什么的積習與惰性的產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謝冕說，根本的問題在于缺乏整體的思維。

　　謝冕認為，長安街建筑的發展是一個又一個“隨想”的累積，它并沒有形成一種可稱之為與北京古城歷史地位相稱的，只能屬于它的突出而穩定的風格。這是一種超大型的既看不到昨天（除原有的故宮“門臉”之外）又看不到今天，既缺乏傳統色彩又缺乏現代精神的沒有風格的街道。

　　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朱小地分析表示，交通部紫銅色的辦公樓，是在“奪回古都風貌”時期出現的偽古典——大屋頂，戲語是“交通部蓋大廟”；淡綠色的全國婦聯辦公樓倒是曲線玲瓏，頂著同樣不小的屋頂，依偎在交通部大廈雄渾身影西側；恒基中心是“奪風”之后的新時髦：洋風建筑，從北京站一直鋪陳到長安街的體量臃腫如恐龍，方錐型頂部用意不明；現代派的國際飯店名列20世紀80年代十大建筑，如今卻身處尷尬，令人同情。

　　老板用形式包裝商品，長官用形式包裝政績。“我連建筑的顏色都確定不了。”長安街邊一棟著名銀行所在建筑的設計者這樣說。

　　有關建筑設計專家表示，即使圖紙完成，施工時都可能再被添加削減。在競爭激烈的建筑市場上，有幾個中國建筑師能像美國SOM事務所那樣，在被問及“若有機會是否會設計東方廣場”時義正辭嚴地答一句“NO”？

　　他們認為，建筑是社會發展的編年史，有什么樣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樣的建筑。從好大喜功的西客站，到急功近利的東方廣場，再有比富競奢的“中國凡爾賽宮”，無不在提醒：我們沒有健全的法制程序，沒有尊重知識的習慣，沒有起碼的美學基礎——我們欠缺得太多。

　　93歲高齡的中國建筑設計大師張開濟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建筑要因地制宜，什么樣的地點、什么樣的文化適合其特有的建筑風格，就像故宮之所以受到全世界建筑設計大師的尊敬一樣，因為只有中國的文化土壤才能夠培養出來。“現在很多建筑設計學習國外大量運用玻璃幕墻，太浪費能源，這不是建筑設計應該發展的方向。”

　　首都經貿大學房地產研究所專家張躍慶告訴記者，長安街上的建筑應該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是體現中國古文化的建筑，比如故宮；第二是體現國家政治職能的標志性建筑，如天安門、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第三是體現中國首都的功能，主要是以各個部委為主的政府管理部門。

　　張躍慶認為，長安街應該成為中國的國家大道，體現中國特色、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政治職能，長安街上的建筑應該和天安門、故宮相映襯。所以，應該盡量淡化商業建筑氣氛。

　　在美國的華盛頓，國家大道National Mall是美國政治、文化的象征，這里有美國引以為豪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區，還有白宮等政府機構大樓和眾多紀念碑，是再現美國歷史和文化的博覽中心；在法國巴黎，香榭麗舍大街橫貫城區東西，平分南北，有著法國國家議會這樣的法律殿堂的威嚴，也有著藝術浪漫之都的迷人風情。在俄羅斯的莫斯科、在意大利的羅馬、在印度的新德里……在許多國家的首都，都有這樣一條既是旅游者漫步觀賞的“風景線”，又呈現出國家莊嚴的“國家大道”。

　　專家指出，國家大道應該承載著一個國家的榮耀，鐫刻著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建筑的歷史，飽含著文明推演的故事，是一個民族形象、價值和力量的體現。但是今天長安街上的大部分建筑卻承擔不起國家大道的光榮（天安門除外），馬上就到建國56周年了，我們為什么還沒有自己的國家大道？

　　中國文化的迷失

　　目前2008年北京奧運會場館以及相關配套設施建設正進入高潮期，應該說我們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實力特別是強大的行政資源來實現“綠色奧運”、“科技奧運”和“人文奧運”的硬件目標，但當從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保存現狀和現代建筑設計風格的表現特征來看，不少有識之士又不禁為“當今中國的時代文化、民族精神是什么？”而感到迷茫。

　　俯瞰2005年金秋的北京，作為古代城市規劃世界僅存的孤例，它以皇權為中心、以天人合一思想為理念，以中軸對稱和棋盤式街道為表現特征的宏大構思，仍然頑強地在鋼筋水泥的叢林和五光十色建筑的蠶食中閃現出奇麗的光彩。但作為古建筑群體的藝術明珠，這些民族遺產已被資本和權貴的聯盟所打碎，結果僅存以故宮、天壇、鐘鼓樓為一線，以四合院等古代民居區為“兩肋”，廟宇、祭壇、園林及院落等如盆景般星散京城四方。據說從世界遺產保護組織里還傳出要取消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稱號的聲音。

　　而北京現代建筑又體現出怎樣的主流風格和文化呢？恐怕誰也說不清楚。從京城整體和區域設計上看，實在看不出有什么想法，感覺是誰想建什么就建什么，誰想怎樣建就怎樣建，真是“橫看成嶺樹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是“不識廬山真面目”，而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人根本找不到廬山真面目，或者廬山本沒有什么“真面目”，與其他千山萬山沒有任何差別，是千山一面。

　　穿行在北京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間，無論是豪華、普通的，還是怪誕、平凡的，幾乎都沒有給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大鍋蓋式的屋頂除外），更談不上產生體現出偉大時代文明成就的建筑藝術品。中央與北京市政府集中的東城、西城，與商務與科技單位集中的朝陽、海淀在總體規劃風格上有什么區別？誰又能看出中華第一街長安街與北邊的平安大街、南邊的兩廣大街在風格特色上有多大不同？看過來看過去最漂亮的還是天安門。

　　從千街一面到千樓一面，在個性喪失的同時，風格和文化也缺失了，更顯金錢和權力對建筑和城市的主宰，缺少建筑設計師的話語權。

　　當然，官員和商人們也追求創新，“安德魯的蛋”無論是把它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旁，還是放在上海浦東機場上，都無庸置疑地成了現代文化的標志。

　　只要是高檔點或地標式建筑，如果沒有洋設計師參與，似乎就沒有品位和文化。住宅設計只要一沾“洋氣”也必定身價百倍。更沒有人對這些所謂國外知名的設計所和設計師進行實地調查，看他們真實的資質和實力，能否擔當建筑現代中國文化的首席。結果大把的銀子拋給了金發碧眼的“大師”，街上冒出了許多建筑垃圾和視覺污染。但花樣越翻新、造價越高，各方人士越有運作的空間，難怪大家都樂此不疲，建筑黑金下文化安存？

　　目前，中國企業在國際建筑市場上的工程承包額快速攀升，已成為世界第五大國際工程承包輸出國。但在中國作為“主場”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場館設計招標中，中國建筑設計咨詢機構基本上出演“客場”角色，要請“洋教練”。思想、文化是設計的靈魂，中國建筑設計的靈魂在哪？

　　其實，中國建筑設計的思想在三千多年前的《周禮》中就有表述，所謂“前朝后室，左宗右社”等。秦有阿房宮綿延八百里，唐有長安城恢弘壯麗，宋有東京汴梁繁華一時，元有大都城引得馬可波羅贊嘆不絕，而明清北京古城則成為中國古代都市建設的最后結晶，“象征著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丹麥規劃家羅斯穆森語）。

　　但經過這50多年的風風雨雨，北京這個“世界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梁思成語）已被一次次拆遷改造掏空了它博大精深的藝術寶庫，分割成像假的一樣的一個個“盆景”

　　雖然幾十年前，美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學者愛德蒙德·培根曾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北京可能是人類在地球上建造的最偉大的單體作品，它的設計是這樣的光輝燦爛，為我們今天城市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寶庫。”但這個被外國人推崇的城市設計的思想寶庫卻被今天的中國人忘卻、廢棄了，而去食洋不化。

　　無論從空中觀察日新月異的北京，還是徜徉于大街小巷，我們也許會發現中國文化在此時此地似乎迷失了方向，孔孟之道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不是被打倒、批臭就是被定為反動、腐朽，那么我們時代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如果說北京古城凝聚著那個時代的政治理念和哲學思想，那么現代新北京凝聚的精神應該是什么？中國文化的迷失必然造成建筑設計的虛無和亂象，一個農民坐在一個造價75萬元的椅子上看歌劇會是什么感覺？

　　日前北京2008“城市標志”概念性設計國際競賽活動初出結果，最后的中選者將被建造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偌大一個北京找不出一個城市標志，只有通過競賽“設計”出來，這應該是一件令人悲哀和深思的事情。